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与上海茶业

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与上海茶业
婺源峡谷春茶网；2015.07.01
文/刘芳正

　　【作者简介】刘芳正，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民国时期上海的茶叶市场体系

　　上海是中国近代首屈一指的茶埠，肩负华东茶叶出口和华中茶叶转运复出口的重任(陶德臣：《上海开埠与近代上海茶市》，《古今农业》1999年第2期)。依托华茶出口发展起来的上海茶叶市场，以服务出口贸易为核心，形成了包括茶叶、茶户、内地茶号、茶栈、茶行、茶厂、购茶洋行、茶叶店等在内的完整的茶叶市场体系。

　　1．茶叶 茶叶是茶叶市场最为主要的物质元素，上海在长期商贸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茶叶货源和运输路线。上海的茶叶品类繁多，大体分为箱茶和毛茶两类。箱茶主要有徽州茶、祁门茶、平水茶、浙江茶、宁州茶、玉山华埠茶、德兴茶、两湖茶诸品，就费用而言，最低者为浙江茶，每箱(约计65市斤)0．705~0．805元；最巨者为宁州茶，每担7两(按1两兑换1．39元，以箱计约6．32元)。徽州茶经由屯溪至杭州后转至上海，每箱运费为1．10541．405元，运费适中。毛茶则有徽州茶、浙江茶、宁州茶、台州茶、温州茶、平水茶、湖州茶、宁波茶、汉口茶、长沙茶之分，就运费而言，湖州茶最微，每箱0．3元，一天可至；宁州茶最巨，每担5元，7日可达。徽州茶每箱需3元，时需4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上海茶及茶业》，1930年铅印本，第21~29页)。

　　上海销售的茶叶较集中在苏浙皖产茶区。茶叶是季节性较强的商品，长途贩运易影响品质，选择就近采购是茶商的第一选择，临近上海、交通便利的苏浙皖产茶区是茶商的首选之地。从运费和所需时间看，徽州并不理想，但徽州产茶丰富，且品质优良，1927年6月27日《申报》一则题为《徽茶》的报道，罗列上海市场的徽茶品类有12种之多，徽茶在出口茶品中占有相当份额。

　　2．山户  茶叶从枝头到茶商手中，首先要经过山户的采摘、加工，山户是茶叶的最初生产者。“我国种茶不过农人之一种副业，罕有大规模之经营。植茶之地，尤多七零八落。大约每年采茶时节，农家纷雇短工，人山采摘，俗有‘乡村四月闲人少’之谚。一切栽培采摘烘培，皆用手工方法……山户制造之茶，即为毛茶，制后紧盖封藏待价而售”(《上海茶及茶业》，第41页)。茶叶是徽州主要物产之一，茶户遍布徽州6县，1933年，据安徽省立茶叶改良所调查，当年6县234699亩茶园，共产精茶115805担(安徽省立茶叶改良所：《皖浙新安江之茶叶》，1934年铅印本，第8页)，徽州茶叶相当部分运至上海销售。

　　3．内地茶号  即设在产茶区内收购茶叶的商号。茶叶经山户采摘再到内地茶号有两种方式：一是茶贩向各地山户收集毛货，以筛拣一次，然后就近售于茶号；二是茶号自派人至山收办。茶号一般也在集镇设号收购，收购价格视茶叶品质的优劣，茶市行情，银根松紧而有不同。收购新茶后即运回茶号，由茶师分类制作，重行进锅烘陪、拣选、分筛及分配各种花色，然后盛装运沪，各投茶栈(《上海茶及茶业》，第42页)。

　　4．茶栈  它是介与茶商与洋行的中介组织，茶叶运沪以后，箱茶即投茶栈出售。土庄及路庄茶不能直接与洋行交易，必经茶栈介绍，从中抽取佣金。为便于代客购茶，保证货源，茶栈常贷款于茶商，利率为一分五厘。其主要业务是为茶号提供贷款，存放箱茶，并通过通事替茶号向出口商洋行联系售茶事宜(同上，第43页)。1933年屯溪的上海茶栈办事处计有8家，放款总额达到209万元(建没委员会经济调查所：《中国经济志(安徽省休宁志)》，建设委员会调查所1935年，第39页)。

　　5．茶行  它是毛茶交易的介绍机构，介于茶客与茶厂，茶庄及客帮之间。其与茶栈的不同：茶栈主营出口，茶行营业限于国内；茶栈所经售者为箱茶；茶行所经售为毛茶。茶行代客买卖，收取佣金。茶行也借贷给茶商，其功用与茶栈相同。上海茶行组织多属合资，内部人员包括经理、账房、跑街、水客、学徒、出店等。其中跑街专司本市兜售茶叶，水客则系派赴外埠接洽贷款与采办茶叶的代理人。茶行在内地各产茶区及茶叶集散地，多设有分行，或在营业及金融上与内地茶号建立联号(《上海茶及茶业》，第44页)。据休宁经济调查和皖浙新安江流域茶业调查，1933年屯溪共7家茶号，经售了12870担毛茶(《中国经济志(安徽省休宁志)》，第28页；《皖浙新安江之茶叶》，第6页)。

　　6．茶厂  又名土庄茶栈，是在上海设厂专门精制内地所购毛茶的商号，属制造性质。一般茶厂加工的毛茶多向茶行或茶掮客买进，多由茶行介绍买卖，亦有派人直接进山自行采购的。茶厂制造箱茶分炒火、筛分、过风、捡茶、补火、复风、峤堆、车色、装箱九个工序，茶厂制成箱茶以后，以大样交由茶栈，再由茶栈分送小样至洋行，经通事谈判，如双方同意，即发大样，大样与小样符合，乃送大帮成交“上海茶及茶业》，第45~48页)．

　　7．购茶洋行  外国人经营进出口业务的机构。洋行自行采办销售的甚少，多代为采购，从中抽取百分之三的佣金。除洋行外，上海亦有华商购茶出口商，如华茶公司，但也是受外商委托，并非直接推销。上海购茶洋行“以英商经营者最多，法德亦有，但为数甚少。俄国协助会为俄商独占之机关，俄庄洋行自协助会成立以后，均已歇业。此外尚有波斯及印度人经营的所谓白头洋行，规模较小，多销俄国，亦因受协助会之影响，而呈衰落之势。”(同上，第48~49页)。

　　8．茶叶店  上海茶叶店以零售为主，也有兼营批发业务及与洋庄交易者。茶叶店茶叶来源，多系毛茶制成。“先将毛茶以筛分为上、中、下三种，再用十三号不同之筛，分成各项细目。筛分之后，乃用簸箕簸去黄片及茶末，再拣去茶梗、茶子等，拣后用焙笼焙之，干后即可发售。熏花茶则先将鲜花如茉莉、珠兰、玫瑰等晾干，加入烘干之茶叶内，加后再烘，烘后再加，如此者再，即所谓双熏、四熏也”。茶叶店的内部组织大多包括经理、账房及伙友等(同上，第49—50页)．

　　上海的茶叶市场体系既服务于外销又服务于内销，分工复杂。从茶叶摘取到送达顾客，大体经过山地茶号、茶栈、茶行、茶厂、购茶洋行、茶叶店等组织，各个环节多有互补往来，共同推动上海茶叶市场的有序进行。

二、民国上海徽州茶商的经营状况

　　民国时期上海茶叶市场日渐成熟、不断扩大的市场潜力拉动徽州茶商来到上海，徽州地区的优质茶叶、徽州人的从商惯性和茶叶经营经验也推动徽州商帮继续业茶淞沪。程裕新编辑的《茶叶分类品目分中提到，“徽州之商战武器仅有三事，茶商、当铺、菜馆而已。近年典业、酒肆，他处人士亦渐分占其利，以统计论，已难居第一位，惟茶业犹能保持故有地位”(张朝胜：《民国时期的旅沪徽州茶商》，《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1930年前后，上海《社会月刊》调查的22家专门从事茶叶对外贸易的洋庄中，徽帮占有7家，堪与财力雄厚的广东商人分庭抗礼．“近年以来，上海茶栈变动颇少，计民国14年(1925年)、15年(1926年)为19家，16(1927年)、17(1928年)两年为18家，19年(1938年)又增至19家矣。中以徽广两帮为最多，良以徽州产茶最富，运沪最多；粤商熟悉国际贸易，资本亦多雄厚故也”(《上海茶及茶业》，第43页)。徽商后代俞昌泰老人曾经回忆说他的父亲1917年到上海经营木材，称那时“徽商茶业是第一，木业是第二，其他开典当”(俞昌泰口述，何建木、张启祥整理：《一个徽商后代的回忆》，《史林》2006年增刊)，上海茶业中活跃着大量的徽州茶商。

　　1．群体风貌  上海市档案馆藏有一份以上海茶叶市场为对象、以调查商业信用为目的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茶叶调查报告(1934~1940)》，共收录33家店号的信息，其中有徽州茶号26家，几占80％，可管窥徽商在上海茶业界中的地位。细观这份调查材料不难发现：第一，徽州茶商代有新人。除了清末开设的老字号外，民国以来，徽州茶商均有新的店号创设，其中1920年有8家、1930年有7家；第二，徽州茶商的资金实力不均，自六七百元至二三十万元不等，且多为同乡同姓合股经营；第三，从徽州茶商的个人阅历看。多以学徒起家，如：万茂泰记茶号的老板曹泰生，绩溪人，系前瑞春茶号习业出身，后在公泰祥茶栈任事，民国18年(1929年)，公泰祥收歇、改人万全昌茶号服务；第四，徽州茶商涉足广泛，几乎囊括上海茶叶市场的所有经营门类．徽州茶商也参与土庄茶的生产，从汪裕泰、源利茶栈、永大华茶出口公司雇工人数看，其茶厂规模可见一斑；第五，上海徽州茶商不乏资本雄厚、威望极高的大茶商。如源丰润源记茶栈的老板郑鉴源担任上海市政府节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茶叶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中国茶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商会组织委员会委员、同济善会理事长、婺源旅沪同乡会理事长等职，还是建中股份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久丰绸缎局常务理事、景德瓷器公司监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茶叶调查报告》(1934—1940)，上海市档案馆档号：Q275一l一1996)，如此众多的头衔显示了其在商界和社会上的地位．

　　2．经营门类及所处地位徽州茶商经营范围广泛，但由于民国报刊统计资料中多未注明经营者的归属地，难以展现其全部，这里仅选择出口茶栈和茶厂两类考察徽州茶商的经营情况。前引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资料中共收录了1930年上海19家茶栈，包括徽帮7家、广帮6家、平水4家外加两家杂帮。徽帮的资本额除一家在4万元以下外，其余6家均在4万之上，从数量、资本上徽商都占优势。从1925年到1930年前上海茶栈数量变化不大，基本维持在18家到19家，其中徽州茶商和粤商居多。抗战爆发后上海的茶栈共有14家，经营浙江平水茶者有振和、怡泰、协隆、协泰四家，协泰另分设同泰；经营安徽茶者有洪源润、源丰润、慎源、公永升、永兴隆、忠信昌、宁慎记、益隆、仁德永等10家。徽州茶依然受到出口商的青睐，经营徽州茶的茶栈中洪源润、源丰润、慎源、公永升、仁德永五家为徽商茶栈，其余四家为粤商，徽州茶商是徽茶进沪的主要经营商。1937年“浙江平水茶产量约有十六万箱。沪战前均陆续到申，已售去十分之九，故经营平水茶者，无甚荣辱。皖茶产量约有二十六万箱，已到沪者约二十四万箱，尚有两万箱因战事发生后，交通阻塞，仍存于山内，约值八十万元，目下经营皖茶之茶栈，各约垫款六万，共约计六十万元。现战事扩展至内地，该项存山之皖茶，将来是否损失，尚难预料……自战事发生后一二个月中，外商经营茶叶者，鉴于中日战事，恐非短期内可以解决，来年新茶是否可以采办，尚成问题，故大肆收买，皖茶到货较迟。开售已在战事发生之后，各茶客大都急切售于茶栈，故今年经营皖茶者，大都得到意外利益。刻下上海皖茶存底约有两万数干箱，尚待价而沽．按今年茶栈业在一般商业衰落中，堪称比较满意，对于金融界之贷款，当可如数偿还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上海战后各茶栈状况》，上海市档案馆档号：Q275-1—1996—1)，安徽茶(主要是徽茶)从预期销售总量上要远胜于平水茶，仅1937年即高出近十数万箱。抗战爆发，因战事所阻，供货中断，加之战争对出口贸易的冲击，影响了茶叶交易的正常进行，导致皖茶滞销，战事持续一二月后，为保证出口货源外商大肆收买皖茶。结合茶栈对产茶区的放款情况推测，战前徽茶是主要出口茶品之一，市场需求较大。

　　为满足出口贸易对包装及茶叶质量、口味的要求，茶商在上海开设茶厂，从事茶叶再加工，制作适应市场需求的茶叶。据1930年《社会月刊》统计：徽商数量上占绝对的优势。从设立时间看，1925年到1929年是徽商茶厂设立较集中的时间，也是徽州茶商经营较好的时期；就资本而言，有资产一万元的昌记茶厂，更多的是两千元到六千元之间的中等茶厂，优于本帮、平水帮及绍兴帮(《上海之茶叶》，《社会月刊》1930年第1期，第16—17页)。档案载：1930年“以帮别，上海茶厂徽、广两帮最占实力，本帮不过五六家。其他江西帮、绍帮、甬帮更少。至于工人，则制绿茶者多徽帮，制红茶者多江西帮”(《上海茶及茶业》，第48页)，与上述统计情况基本相符。抗战前上海的茶厂，从数量和资产额度上看，“以徽帮人数和资本为最多。据统计，在42家茶厂和全部217000元资本中，徽帮就占20家，总计资本98000元，各占上海茶厂和资本数的47％和45％强。其次为广帮和本帮，广帮1。家、本帮加南京共9家，江西帮2家，浙江仅温州1家”(见朱自振：《二战前上海的土庄茶厂》，《古今农业》1994年第4期)。民国时期上海茶厂发展并不稳定，数量多有起伏变化，据《中国实业志》称：1925年到1926年，茶市转旺，1925年土庄茶厂有73家，1926年增至108家。后因一些茶商粗制滥造，着色掺假，影响国际信誉，加上受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的竞争，外销大减。1927年土庄茶厂减至72家，1930年又减至59家，且以小厂为多。茶厂大都设在闸北，1932年一·二八事变，毁于炮火的不少，1932年11月调查时，仅存42家，其中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只有德润、源鑫和、保昌总厂、源和、源利等5家．1936年，茶厂恢复到80家。原先毛茶商委托土庄的加工业务，由于茶厂减少，加上收费甚高，迫使毛茶商不得不将毛茶售予茶厂。从此，土庄茶厂也经营购销业务。抗日战争胜利后，业务有所好转，1948年茶叶出口量大增，给土庄茶厂带来生机。总体来看，1925到1948年间上海土庄茶厂中，以徽帮最多，广帮次之，本帮又次之，余为甬帮、绍帮和赣帮等(袁恒权主编：《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茶行和茶叶店也是徽商参与的重要领域，《社会月刊》中一份包括21家茶行的统计表，因未注明经营者的籍贯，仅可确认其中3人来自徽州，其余籍贯无法考证，但茶行以出售毛茶为主业，徽州毛茶深受上海茶厂的欢迎，从事茶行经营的徽商当属不少．徽州茶商从事零售业者颇多，“上海店庄营业大半属于徽州绩溪帮。五年以前，全市共有不过百七十余家，现已增至两百以上，概上海人口日增，销茶自以增加”(《上海茶及茶业》，第5O页)。据新中国初期行业调查报告云：“1840年本市茶叶业集中在四大家手里，所说四大家即汪、吴、程、曹四姓，汪姓设南裕泰即汪裕泰的前身；程姓设程裕和即程裕新的前身；吴姓是吴肇泰；曹姓是曹永茂，汪裕泰和曹永茂到解放后1954年批发商改造时才歇业，程裕新、吴肇泰直到现在公私合营后，仍保留着牌号”(上海市茶叶同业公会：《茶叶史料》，上海市档案馆档号：S357—3—1)。文中提到的汪、吴、程、曹四姓即为徽商开设，此四家中汪裕泰、程裕新是民国时期上海茶叶零售店中的代表。“上海出口茶业几为徽州婺源帮所独占，而店庄营业则大半在徽州绩溪帮之手。良以我国产茶以徽州为最著，茶业之为徽州人所把持要职，是故也”(《上海之茶业》，《社会月刊》1930年第1期，第25页)．抗战胜利后，在同业公会的重组过程中，由茶叶零售商组成的上海茶叶商业同业公会共吸收了102家店号，“发起人”为鸿怡泰茶号总理郑鉴源、汪裕泰五号经理方少波、程裕新四号经理程义开(《茶叶商业同业公会成立》，上海市档案馆档号：Q6—34—345)。汪裕泰、程裕新均为绩溪人开设，婺源人郑鉴源开设了鸿怡泰茶号，方少波、程义开系绩溪人，代表徽州茶商在茶叶商业同业公会行使组织之权。

　　随着近代开埠后商贸地位的迅速提升，上海逐渐成为华茶出口最大的口岸，其茶叶市场逐渐完备。进人民国，上海茶叶市场已经形成以出口贸易为核心，兼及内销的完整的茶叶市场体系。上海茶业市场的繁荣吸纳了各地商帮来此博弈，徽州茶商即是其中重要一支。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经营门类之全，活动范围之广，群体规模之大均不逊色于其他商帮，堪称行业中坚。民国时期上海的徽州茶商虽与昔日驰骋明清商界的徽商不可同日而语，但也并未一蹶不振，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徽州茶商没有拘泥于传统的经营模式，适时调整经营策略，适应了民国时期的上海社会。茶商是上海徽州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编号 SJ0703）来源：《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