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叶脉与意境

中国茶：叶脉与意境
婺源峡谷春茶网；2017.12.19
文/洪忠佩

    生活中的速度与节奏，在一杯茶的时光里慢了下来。
    唤醒的，不只是茶的清香与人生的况味，还有民间的风俗与历史文化。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为国饮”。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西南、华南、江南、江北四大茶区，共同组成了辽阔的茶区板块，110万公顷的茶园面积分布在北纬18~37°、东经94~22°之间，有18个省市自治区的近千个县（市）种植生产茶叶。而出产名茶的核心地带，是处于北纬30°的神秘纬线上。去往茶区的路上，无论是丘陵山区，还是盆地高原，处处都是自然生态的茶园风光与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
    茶，既是自然生态的展示，又是精神生态的延伸。那一片叶子蕴含的丰富与广阔，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乃至世界和谐的精神向度。笼统地说，中国茶文化就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而在制茶、饮茶的过程中，不仅讲究修身养性的“茶境”，伦理道德的“茶德”，也讲究施茶济茶的“积善”，以及茶人茶商的“善行”。
    行走在茶韵缭绕的茶区，我随处都可以找到茶的叶脉与意境，以及追溯中国茶文化史的路径。
    进入浙江北部的湖州，可谓走进了江南水乡，除了京杭大运河贯穿全境，还有东、西苕溪水系形成的河网湖群，密集而秀丽。以水为滋养的湖州，历史上由于陆羽的到来，成了中国茶文化的发祥地。
    事实上，陆羽生于公元733年的秋天，出生地为唐代的复州竟陵，也就是如今的湖北天门。相传陆羽是弃婴，从小被龙盖寺的住持智积禅师收养长大。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陆羽也不得不选择南下避难。他一路辗转到达湖州那年，刚满24岁。风华正茂的陆羽，仰慕妙喜寺住持皎然的才学，一到湖州，就去城西南郊的杼山妙喜寺拜访他。出乎意料的是，两人初次见面，因茶投缘，相谈甚欢。当时，一杯茶在他们内心荡起怎样的涟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皎然在《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的诗中传递的信息，是他与陆羽在重阳又相聚了，倡导以茶代酒。在饮酒风俗浓郁的唐代，皎然在诗中提出以茶代酒，应是开了先河。想想，如果两个人的情趣与志向不在一条线上，他们怎么能够相邀重阳，一起登高、赏菊、品茗、赋诗呢？以至后来，陆羽在“苕溪边结庐定居”，都与皎然不无关系。
    友人，山居，泉水，香茗。陆羽与皎然都是识茶之人，他们乐在其中，隐逸而闲适，正所谓“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一饮一啜之间，多了几分自然的情致，还有发现人生的况味。陆羽知道，茶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背起行囊，牵着瘦马，或乘一叶扁舟，访遍了长江中下游的茶区与寺庙，把自己的命运和未来与茶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陆羽在《茶经》里，第一次为这种神奇的植物留下了智慧的因子，还有遗传的密码。“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陆羽知道，他所处的饮茶成为风气的唐代，只是茶史长河中的一个时间节点，其实早在神农时代就发现了茶的药用，到殷周茶已经成为饮品了。陆羽的《茶经》，是历时26年对各地游历考察和调查研究的“茶记”，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第一部专著，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陆羽能够有这样的意志力，完全是受到茶的感召与茶友的支持。
    “陆羽别业在青塘门外。”（《湖州府志》）就在陆羽在苕溪专心著述《茶经》的时候，皎然等几位茶友出资为他在湖州城外建造了“青塘别业”新居。“青塘别业”，是茶友共同献给陆羽一份茶一样真与纯的情谊。那时的青塘门，应是湖州城青铜门的别称。当陆羽见到新居，心中的暖流犹如好友奉上的热茶般滚烫。
    以茶会友，以茶融心。陆羽先后还与颜真卿、权德舆等人，成为莫逆之交。
    皎然比陆羽年长三岁，却没有越过六十九岁的门槛。陆羽不仅钦佩皎然在文学、佛学、茶学上的造诣，更加佩服他的为人处世。据说，他曾几次提出，要求自己辞世后葬在皎然塔旁，以此纪念他和皎然的“缁素忘年之交”。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宋·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陆羽是执着的，他用一生写好了一个“茶”字，后人尊他为“茶圣”。
    皎然是在杭州灵隐寺受戒，成为“一代茶僧、佛学大师”，陆羽与他亦师亦友，两人深得茶味茶趣。他们的肉身与俗世，都在一杯茶中得到了超然。在皎然圆寂五年后，陆羽追随他西游，永远走在了一起。后人根据湖州历史遗迹，重修了三癸亭、皎然塔、陆羽墓。
    怎么也不会想到，2017年春我到湖州荻港参加“第十三届三月三诗会暨纪念新诗百年诞辰”活动时，品到的并不是“温山御荈”“顾渚紫笋”“安吉白茶”，也不是“西湖龙井”，竟然是用桑叶加工的“湖桑茶”。当地民间，桑叶有“神仙草”之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也有记载。在湖州历史上，蚕桑曾“独甲天下”。而陆羽“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新唐书·隐逸·陆羽传》）想必，“湖桑茶”是湖州人对“茶圣”陆羽的一种缅怀与纪念，以及茶品的一种延展吧。
    我离开湖州的那天，是公历2017年的4月3日，顾渚山与凤亭山的茶园都在开园采摘。那淅淅沥沥的清明雨，已经开始飘落了。

    “歙州（茶）生婺源山谷”。对于婺源人而言，每次翻开《茶经》的时候，总能感觉到离那个遥远的时代距离又近了一些，仿佛字里行间有一杯陈年的婺源茶在醒来。
    陆羽的《茶经》，第一次刊刻是公元780年。那时，婺源刚设置县治不久，归歙州管辖。当时的歙州，即历史上的徽州早期，州府在歙县。根据陆羽在《茶经》的记述，婺源绿茶无疑是歙州茶的代表，从中足以说明婺源在唐代就是中国著名的茶区了。
    穿越时间的河流，人们去寻找婺源绿茶的根，去品味婺源绿茶的历史清香，朱熹对婺源茶文化的提升影响深远。
    朱熹的父亲——朱松，在北宋政和八年（1118）考取功名后，就从婺源背起行囊去福建走马上任，为朱熹在尤溪出生埋下了伏笔。婺源，是茶院朱氏的发源地，从一世祖朱瑰开始，二至六世祖的墓地，以及四世祖朱惟甫之妻——程氏豆蔻夫人的墓地，分别葬在婺源城郊与九老芙蓉山。朱熹是茶院朱氏九世孙，他生前认定唐天佑年间（904~907）率兵防戍婺源，制置于茶院的先祖朱瑰为婺源茶院朱氏始祖，不仅倡导修编《婺源茶院朱氏世谱》，还亲自撰写了谱序。在婺源县城南门朱熹祖居左侧有一口“虹井”，据说朱熹父亲出生时，井中气吐如虹，而在朱熹出生时，井中却紫气如云。
    朱熹一生嗜茶爱茶，晚年自称“茶仙”，赋诗题匾常以“茶仙”署名落款。八百多年前，朱熹从福建回家乡婺源扫墓时，他不仅把武夷岩茶苗带回家，在祖居庭院植上十多株，还把老屋更名为“茶院”。在当时，茶院有两种功用：一是专事某种茶务的地方；二是设茶供饮的地方。朱熹故园茶院，当属后者。“茶取养生，衣取蔽体，食取充饥，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从不奢侈铺张。”这是朱熹对生活的告白。
    南宋绍兴十九年，也就是1149年，朱熹在家乡扫墓期间，与门人滕璘出游蚺城城墙下，看见石罅间有泉水淙淙涌出，清洌无比，觉得自己作为当朝进士，以后为官一定要像这泓清泉，“颠波不失志，贫贱亦清廉”。欣喜之余，就汲水品茗，并挥笔为清泉题名“廉泉”，门人则为此立石刻碑于泉旁。清康熙五年（1666），“廉泉”碑移至文庙正殿左侧，嵌入墙中供人瞻仰。朱熹在七十年的人生历程中，只回过两次婺源省亲扫墓。“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日归？”在朱熹写给亲友的诗文里，充满了对家园乡土内心情感的温润，以及悠远的遐思。
    朱熹还借品茶喻求学之道，通过饮茶阐明“理而后和”的大道理。他说：“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即甘。茶本苦物，吃过即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本天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朱子语类·杂说》）他认为学习过程中要狠下功夫，苦而后甘，始能乐在其中。宋代煎茶仍然沿袭唐代遗风，在茶叶中掺杂姜葱椒盐之类同煎，犹如大杂烩而妨茶味。朱熹对学生说，治学有如这盏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别的味道，便是事物夹杂了。”（语出《朱子语类》）。朱子巧妙地运用这一比喻，既通俗易懂又妙趣横生……中国茶文化的核心，离不开一个“和”字。“理而后和”，朱熹以茶论道传理学，他把茶视为中和清明的象征，“以茶修德，以茶明伦，以茶寓理，不重虚华”，只有爱茶思茶的人，才会有这样精辟的阐述。朱子理学倡导自我修养，而茶，无疑是提升修养的最好伴侣。
    八百多年后，我对朱子与茶的追寻，也仅是遗迹的寻访与文字的抵达。婺源城郊的“故园里茶院”，承继着的应是茶院朱氏缕缕茶香。与茶结缘，是文人雅士的一种情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求茶重在隽永，求水重在清冽，茶友重在高雅”，并把茶品出了不同的意蕴与境界。当时，我在“故园里茶院”观看婺源茶道“文士茶”表演，感受到的不仅是茶带给人的意境，更多的是文士与茶的情怀。
    再一次与新溪走徽饶古道到浙岭，已是清明后了。山上的茶树，正在萌发抽芽，沿途村庄缭绕着茶叶的清香。
    在中国饮茶的历史长河中，婺源乡村茶亭茶庵济人茶水以方便过往路人的施茶，且不收取分文，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它源于五代时浙岭的方婆。婺源，乃至徽州将这种世代传承的施茶“善行”，称为“方婆遗风”。
    历史上的五代，简单地说，就是在52年的时间里更换了5个朝代。在群雄割据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五代的君主也没能走出唐代贡茶赐茗风气的影响，他们对茶的喜好都记在了《旧五代史》中。
此时，作为歙州茶叶主产区的婺源，茶早已融入了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
    浙岭，又名浙源山，位于婺源县城北57公里处，海拔800多米。在春秋后期那个吴楚争雄的年代，浙岭是吴、楚国的划界之地。后来，浙岭成了进出徽州饶州的重要通道，有“七省通衢”之称。民国的时候，“镜心堂”以佛教的名义对浙岭进行了重修。“我徽六邑，居万山中，通衢率多峻岭，婺之岭较他尤多。其在婺北，而称通衢者，则我岭浙也。自东至西，缭绕如羊肠，然约十里有奇，而其高也，则巍巍乎，鸟道之不可攀焉，前人取石为级，而造之，而修之。且修不一，修并为之。筑亭於腰，与顶盖不知费……于是集腋成裘，而功始毕。”（《徽州婺北镜心堂重修浙岭征信录》）旧时，婺源人赴京赶考，外出经商，甚至衣锦还乡，都由浙岭往返。清代康熙年间詹奎题刻的那块“吴楚分源”的界碑依在，而当年往返在徽饶古道上的商旅已失去了踪影。
    相传五代期间（907~960），浙源山下的岭脚村有一位姓方的妇女，看到浙岭头每天行人络绎不绝，她只身一人搬到岭头的万善庵山亭居住，每日挑水、生火，为过往的行人挑夫烧茶解渴，长年累月从不间断，不分贵贱，不收分文。天长日久，人们都亲切地叫她“方婆”。
    即便浙岭，石缝中涌出的山泉，俨如神灵的恩赐，而方婆挑水去茶亭烧茶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挑水、生火、烧茶、济茶，这是方婆一天至关重要的内容，一天、一月、一年、十年……方婆做了一辈子。浙岭，也成了方婆终老的地方。过往路人感其恩德，拾石堆冢。年复一年，方婆的墓竟堆成了一座高6米，占地1分的大石冢，世人称为“堆婆冢”。明代诗人许仕叔来到浙岭。当他听到了五代时方婆长年累月烧茶给过往行人解渴的善举，以及行人知恩图报为她投石垒冢的义举，情绪难抑，赋诗赞道：“乃知一饮一滴水，恩至久远不可磨。”（《题浙岭堆婆石》）
    在万善庵山亭旁，立着一块清道光四年（1824）的《万善庵奉县正堂碑记》。碑记上依稀可辨“浙岭头万善庵，通衢要道，行旅络绎，尚建亭宇，冬汤夏茶，捐济旅众……”等字样。
    每一个听过方婆故事的人，抑或拜谒过堆婆冢的人，心中对一位长者持之以恒的乐善好施感到震撼。遗憾的是，我无法从地方志中找到有关她身世与名字的文字。从万善庵山亭开始，随着浙岭的蜿蜒，沿着星江的流淌，方婆的故事还在婺源一代代传颂，她的精神还在乡野村落流芳。在清康熙年间，在江苏做生意的婺源漳村人王启仁，以浙岭为起点，经休宁至常州，一路捐资修建茶亭36座。婺源乡民呢，以礼待客，以做好事为荣，在乡村一些山亭、路亭、桥亭、店亭、茶庵设缸烧茶，免费提供给过往的行人解渴消暑，各地茶礼、茶俗蔚然成风。
    “五里一路亭，十里一茶亭”。亭，是乡村计量长路上的一个刻度，是行人擦肩而过的缘。走过思源亭、思根亭、惜志亭、节义亭、遗痴亭、超然亭这样的路亭，于远方的村庄，以及远去的人自然有了一种连缀。而像永济庵、博泉茶庵、长生茶庵、如露庵、沸涛庵、茗修庵等等，除了佛徒尼姑出家行佛事和居住，还标记“茶庵”，甚至表明了“施长生茶济众”功用。正是有这样的茶亭茶庵存在，我才能够在废弃的茶亭、抑或茶庵的废墟上找到婺源民间生活的修行与精神的持守。

    始建于唐代的徽饶古道，既是古时长江以北通往徽州、饶州等地的要道，亦是客商必经之路。然而，太多的历史遗迹与民间传说都在古道上散佚了。
    徽州，是徽商的故乡。徽州人不仅种茶、制茶，还业茶。茶业，曾与盐业、典当业、木业一起，进入徽商经营的四大行业。在徽州历史上，许多富商巨贾都是从经营茶叶开始发迹的。像宋代的朱元、元代的毕仁、清代的谢正安、民国的郑鉴源等，有的还成为茶商世家。许是徽州历史上茶商的足迹遍布华夏，我对徽州茶商茶事多了一分追寻与关注。
    “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给食、供赋，悉恃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逾于诸方。”同样是在新茶上市的春季，我从安徽祁门进入江西浮梁，没有看到唐代歙州司马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中记述的茶叶集散地。似乎，与唐代白居易《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意象也相去甚远。印象深刻的是，我在浮梁县武云山与富春山相峙的严台村目睹了一场“喊山”的开园仪式。民间的祭茶神、山神的祈福活动，神秘而有仪式感。“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宋·陈师道《重刻茶经序》）是民间的感恩与膜拜，把陆羽推上了圣殿。不知道什么年月开始，陆羽实现了从人到神的华丽转身，并走向神龛，成了离徽州乃至南方茶商最近的神。据说，茶商开创的茶号、茶栈、茶店，甚至济茶烧茶的茶馆、茶亭，都像工匠业供奉鲁班、纺织业供奉黄道婆一样，一律将陆羽作为茶神供奉。有的徽州茶商，还专门请画师画陆羽像挂在茶号醒目的位置。他们记得茶给了自己最初的温饱，他们记得茶给了家人与好友最先的聚集，他们记得自己是怎样从偏僻的乡村走上业茶之路……
    很难想象，在遥远的年月里，徽州茶商从徽州运茶到广东，在路上要走两个月左右。首先，茶商先将茶叶送至屯溪，可以走徽饶古道直接至饶州，也可以经黟县、祁门、浮梁到饶州，再由鄱阳湖入赣江，然后翻越大庾岭抵达广东。一路上跋山涉水，个中的艰辛与险阻，只有茶商自己知道。据《中国名茶志》记载：在广州，明代中叶就有徽商的足迹；而西欧茶叶需求导入期，徽州茶商就捷足先登地成为中国最早“漂广东”“发洋财”的茶叶商帮。在明清时期，徽州茶商的应运而生，成为徽商中的主要商帮。
    广州、杭州、苏州、福州、武汉、上海、南京、天津、北京……如果将徽州茶商走过的线路串联起来，应是大半个中国，徽州人在外地形成了一个以乡土亲缘为纽带的庞大茶商群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以婺源茶商为代表的徽州茶商，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善行”的踪迹：
    ——婺源石岭村茶商程焕铨，与兄弟合伙贩茶，一次亏损了许多。广东番禺有位叫张鉴的商人，委托程焕铨雇船运两万斤食盐到海南去。蹊跷的是，船刚靠近海南，张鉴死了，盐没人接收。一同前往的兄弟见找不到货主，又没订合约，就提出把盐卖了，一来用于付运费，二来也可以弥补贩茶的巨额亏损，但没想到的是被程焕铨严词拒绝了。后来，程焕铨辗转找到张鉴的儿子，把两万斤食盐一两不少地交给了他。
    ——咸丰年间，嵩峡村茶商齐彦钱采购了一批茶叶到上海销售，不想被行主欠茶款多达五千多两银子，有家不能回。齐彦钱急得团团转，又担心家乡的老母为他焦虑，急火攻心，竟当场昏倒在茶行。上海茶行的老板吓坏了，赶忙抢救，并立即兑付了五百两银子。齐彦钱拿到银子后，正准备回婺源，忽然看到同行的几位茶商也因为茶行拖欠货款无钱回家，既窘迫又着急。都是天涯沦落人，齐彦钱想都没想，立即将五百两银子与同行平分，帮助他们一起回家。
    ——詹天佑的曾祖父詹万榜，“世居婺源庐源”（浙源庐坑），十八世纪初下广东做茶叶生意。后来，他儿子詹世鸾“为佐父理旧业”也于“壬午年（1762）贾于粤”，走广东继续经销茶叶。詹世鸾贩卖茶叶发财后，把全家从庐源迁到了广州，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有一年，关外失火，不少同乡遭灾，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詹世鸾看到大伙一筹莫展，慷慨拿出“不下万金”予以资助。
    同时，婺源茶商还凭藉经营创业获得的积蓄，在献田办学、捐建桥路等公益事业上，都留下了一个个热心公益的身影：在汉口经营茶行的齐宏仁“遇善举，无不勇为。如修宗谱，建桥梁，葺道路，立保安会、中国红十字会汉口慈善会，咸输重金”；赵之俊业茶起家后“输千金筑书斋、置学田，以培人才”；茶商潘开祥，为“振兴合族文社，首捐租六百秤，课文资给”；茶商程泰仁，“初随乔川朱日轩贩茶至粤，咸丰间业茶上海，独捐巨赀修‘广福寺’”……
    他们付出的是真金白银，却似乎与金钱无关。当所有的繁华成为过往，生命与时光一如缕缕的烟尘，飘逝而去，我却在徽饶古道沿途乡村的谱牒、抑或民间故事中，看到和听到了他们的“善行”。而类似的“善行”，如今依然在茶区延伸，进入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FLO）的婺源大鄣山茶农协会、溪头茶农协会，每年都拿出一定比例的收益用于茶区教育等公益事业。

    “茶源于中国，始于巴蜀”。茶树的原产地，是在中国，而西南地区的云南、贵州、四川，是我国茶树原始生产地的中心。在西南地区，古老茶树究竟有着怎样的样貌与遗存，对我来说都是未知数。有专家考证的数据显示，在茶的家族里，世界上目前已发现山茶科植物有23属380种，在中国就有15属260多种，且集中分布于西南。而云南，不仅是茶树植物的起源地，也是茶树栽培的起源地。业界公认云南的“古滇人是茶树的最后驯化人和最早的载培人”。据说，在云南澜沧江两岸的山区丘陵地带，不仅有茶马古道的滇藏线，还有罕见的树龄千年以上的古茶树。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凤庆县的“锦绣茶王”，树龄高达3200年，树干要有八九个人合围，才能抱得过来。
    2017年6月去云南，朝觐古茶树与探访茶马古道是我此行的重要内容。本来，早就与在西双版纳工作的小弟约好，让他给我做向导，行程是从西双版纳到普洱，然后去大理。可在宁蒗彝族自治县返回丽江市的途中，我收到他的信息，说是临时有事，必须出差。我只好舍远求近，改线直接去了大理。
    众所周知，茶马古道分川藏线、滇藏线、青藏线，既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古道之一，也是世界文明古道和文化传播的独特遗产。实际上，人们所说的川藏线、滇藏线、青藏线是茶马古道的三条主干线，随之分布的还有许许多多网状的支线。而滇藏线茶马古道的起点，是在云南的西双版纳。那里，也是普洱茶原产地。虽然，我不止一次到过云贵高原，却一直无缘沿着茶马古道起点向西走，连中国最西部的西藏都没有到过，更不用说是喜马拉雅山以南以西的国家和地区了。遗憾的是，我在云南的行程连西双版纳也因小弟的出差给取消，也就没有机会去云南南部边陲朝觐古茶树了。稍感欣慰的，是我在宁蒗、丽江等地，还看到了一段段保存较为完好的茶马古道遗址。与徽饶古道相比，茶马古道显得更为空寂。没有听到马帮的铃声，没有见到马帮、拴马桩、驿站，却见识到了古道的崎岖、荒芜，以及感受到了那种鸟鸣的宁静。在这样的古道上，完全可以想象那一队队马帮艰难地行进，以及在熙熙攘攘的街区“茶马互市”“边茶贸易”的景象。
    倘若一个人沿着茶马古道一径走，除了好奇的追寻，迎来的将是无边的孤独。
    “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唐代封演在《封氏闻见记》记述的就是唐朝后期的茶马互市。而史籍上也有记载：“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明太祖实录》）……诸如此类的文字都过于平和了，而颠覆这些与刺痛我的是云南的一首民谣：“砍柴莫砍葡萄藤，嫁人莫嫁赶马人。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这样的民谣，俨如茶马古道上的悲歌。想想，从隋唐到民国，哪一条崎岖绵延的茶马古道，不是马帮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双脚，甚至是生命踏出来的呢？！
    而前行与抗争，是茶马古道上神秘马帮的存在与力量。
    云南之行接近尾声时，我在大理苍山脚下看到了类似于茶马古道的马帮。可是，他们已经不驮茶叶与货物了，只是带给天南地北游人的一种体验方式。“一趟滇藏茶马古道线，一段天险路。”那叮叮当当的驼铃，仿佛一下子就将我的思绪带到了更为遥远的茶马古道上。
    “松风竹炉，提壶相呼。”“客至汲泉烹茶，抚琴听者知音。”或许，这是苏轼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他嗜茶，饮茶讲究“茶美、水美、壶美”。而让他对水与茶体会最深的，是王安石。据说，王安石患“痰火之症”，需用长江三峡的瞿塘峡中峡之水，烹煮阳羡茶品饮才会生效。不承想，苏轼从四川返回时沉湎于三峡风光，到了下峡时才想起王安石的汲水之托。出乎意料的是，他在下峡汲的一瓮水，竟然被王安石煮水泡茶时发现了。王安石能够从茶色中辨出下峡之水，足见他在茶与水上的修为。同时，也透出当时文人士大夫品茗之盛与茶道的流布。
    也就是在饮茶蔚成风气的唐宋时期，中国茶与茶文化随着佛教传播途径开始传入了日本。日本僧人不仅在中国学习了种茶、制茶技术，还学到了煮泡技艺与茶道精神。
    茶是自然的茶，水是自然的水。汲取天地灵气的茶水，遇到有心境的人，就有了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的意境。于是，茶与水可以泡出生活的诗意，品出生活的哲学。比如：云南白族喜庆迎宾的“绍道兆”（三道茶），寓意着人生“一苦、二甜、三回味”的哲理。
    如果说，茶是水洗的文化，时间是水洗的表情，那么，徽饶古道、茶马古道，以及茶商茶事，都是茶与水在时间里的见证。
    想必，在世界饮品中，能够称得上内容与形式一样独具魅力和极具内涵的，只有茶了。有人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就一杯茶的距离。话，虽然有些片面，但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把“茶”字拆开，便是“人在草木间”，这既是谜底，也是谜面。一个“茶”字，可以在水中化开无穷尽的意境。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植物，与丝绸、瓷器一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生根发芽。显然，茶推动了中国与欧洲乃至世界的文明交流，并结下了不解之缘。世界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先生闻香识茶，他将中国茶叶作为四大发明之后，中国对人类的第五个重大贡献。
    我一次次远足，去茶区寻访茶与茶人的踪迹，是对自然与茶的敬畏，对茶人的尊崇。茶，一次一次地访，一杯一杯地品，心中自然就多了一分淡泊与清明。
    茶，注入无华的水，人的一生就可以在一杯茶里修行。